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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但如此，由于出身上层士族世家，平日除了习文练武之外，王允也经常跟随父辈们出入官场，结交许多世家名士。一时之间，少年王允不仅在同辈中间脱颖而出，而且在整个山西也小有名气。正是因此，王允非但于儒学造诣上浸淫极深，更是眼光开阔，见识广博。

    这在极重实用，崇文慕武的阳翟县学之中，自然极受欢迎。

    若说在古代的西方，于数学、哲学、物理学、天文学等领域为何会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者，而中国却是除了春秋战国之外便极少有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这其中极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大小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形态，与西方小国寡民的特征极为相似。因为只要不是天下大一统形势的国家形态，各个国家之间便会出现竞争，而竞争便会出现对于人才的渴求。所谓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反过来说同样极有道理。只要有需求，便会有人出来提供你所需求的东西。

    正是因为天下诸国为了在群雄逐鹿的乱世求得生存，其对人才的渴求便会刺激天下人为了寻求奋发图强的道路而努力创新道路。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才会出现诸如儒家、法家、墨家、兵家等各家学派。这些学派所以出现，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同时也是为了卖与帝王家。

    另一方面，中国人极重实用，只有在现实中“有用”的学问，才会受人追捧。不像古代的西方城邦，本多为岛屿山地，单纯的农业经济极难支撑起城邦的运作，许多人便不得不去海上讨生活，又或者经商求富。中国以农业为根本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依靠农业生产是发不了大财的，所以成立自己的国家，收取赋税，才是最省力，也是最赚钱的买卖。

    可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至今四百余年，整个国家一直处于统一的状态。在天下人认识到，建设自己的国家并不现实后，出仕做官便成了精英阶层的唯一选择，所谓学而优则仕，也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的。

    因此，中国的精英阶层都去做官了，哪里还有工夫在那里著书立说？不是说中国没有那么多闪耀着光芒的智慧，而是这些智慧都融入到现实生活中，其流传的方式，亦多限于家学。这就是为什么，此时的人们讲究家学渊源，因为家学渊源便意味着你有丰富的知识，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也将会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王允文武双全，是真正的才智超卓之士，其既能名留青史，此时得到司马徽的认同，得到整个阳翟县学的追捧，自然是极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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